医院杨玉玲
援鄂感悟：危难中的担当
年的春节前夕，趁着老公肝脓肿手术后病休，医院请了假，1月20日我们带着老人孩子回到威海老家准备过个团圆年。没想到，我刚停下车，就接到了医务处的“疫情形势紧急，医院工作”。于是，我们把两个孩子放在老家，又调转车头回了青岛。
我作为一名感染科医师，20日晚上，看到终南山接受央视采访的新闻，披露了新冠肺炎人传人的特点，再加上春运大量的人群流动，这才意识到，疫情已经像泄了闸的洪水一样扑面而来。
那段时间发热门诊门诊量激增。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是一名火车乘务员，她当值的车次曾在汉口站经停，回青岛后出现发烧，医院就诊，当我最后告诉她结果阴性时，她失声痛哭起来，带着劫后余生的庆幸。看到发热门诊一张张焦急、惊慌失措的脸，我不禁想到：“距离武汉千里之遥的青岛都面临如此的慌乱，那处于疫情中心的武汉呢？武汉同胞们在经受怎样的煎熬？我的同道们又是在怎样艰难地战斗着？”
2月8日深夜，我们接到了援助武汉的紧急调令，一夜之间，7个科室的32名医生，加上业务精湛的名护士迅速集结，组成了一支人的援鄂医疗队，从接到通知到集结出发仅用了9个小时。
我们不怕吗？我们没有金刚盔甲，也是肉体凡胎，也有本能的恐惧。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我的手机一直在响，我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电话接通，没有人说话，我们足足沉默了2分钟，只能听到对方的抽泣声，我只说了句：“放心吧！”她只说了句：“我们都等你回来！”我的旁边坐着89年的师弟，他走了，家里就剩了他妻子和一条狗，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听见他妻子在那边嚎啕大哭，只重复着一句：“你走了我怎么办啊？”就这样，一路车上都静悄悄的，我们用安静的方式跟亲友们告着别。
然而，我们不是孤独地出征。出发前，医院领导和保障部门在深夜用短短几个小时给我们备齐了各种用品；临行前，各级领导细细叮咛、拳拳嘱托，那句“你们一定一定、务必务必保护好自己的安全，我们在你们的母院等着你们平安归来”，好比定心丸让我们有归属感；还有一辆辆开道的警车、一列列笔挺的*礼，我知道我们此去是带着青岛人民的期盼和全国人民的信任，更是救死扶伤的职责。
因此，在武汉期间的工作我们都尽十二分的努力。厚厚的防护服，一层又一层的手套，起雾的护目镜、面屏，让我们几乎五感尽失，但这些并未阻挡救治工作的有序进行。医疗组长于文成主任50多岁仍坚持每天查房，会为等一个结果而废寝忘食；为全方位了解重症病人病情，方巍主任每次都是第一个穿戴好防护用品，利用超声检查详细记录患者的病情，一做就是几个小时，七尺男儿竟差点晕倒在病床前；高祀龙护士长在极为有限的条件下，仍然完成了桡动脉置管，顺利进行了动脉血压监测。我们开展了非ICU病区的第1例器官插管，为增加肺的氧合不惜同时浪费6、7个人给病人做俯卧位通气，更是不顾冒着暴露在高浓度气溶胶下的风险在床边进行气管切开……下班时，我们的内层衣服是湿透的，护目镜是覆满水滴的，脸上是布满压痕的。
我们不但用过硬的技术去治疗，还常常去安慰和帮助。我们的护士体贴入微地照顾着病人们的饮食起居，一位阿姨拉着护士的手，感动地哭着说：“我特别感谢你们的爸爸妈妈，感谢他们舍得把宝贝送到武汉，我们才能活下去！”有人说：“那些说星星很亮的人，一定没见过医护人员的眼睛。”其实我想说，比星星还亮的，是你们眼睛里燃烧的对生命的渴望和尊重！
我们的救治工作顺利进行，得益于医护之间密切配合，同心协作；医院、青岛乃至全国人民的各种支持。初到武汉时饭菜难以吃饱，天气太冷难以适应，院领导听闻后立即组织协调各方运送生活物资，之后青岛市及全国的物资接踵而至，让我们不再为生活担忧。
医院、青岛市乃至全国的各种物资支援让我们在前线的工作没有了后顾之忧。奋战53天，我们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我们的救治方案也被作为“青岛经验”在全国推广。最后，我们终于不负重托，高唱国歌凯旋而归！
有人说我们是无畏的英雄，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最平凡的儿女、父母、妻子或丈夫？我的儿子上小学一年级，女儿刚断奶。在我刚到武汉的日子里，女儿夜夜哭醒，儿子会打电话哭着埋怨我为什么不回家。但随着对疫情的了解，他换了一种方式来表达思念：用一幅画、一封信或是奥特曼的表情包给妈妈加油。他告诉我，妈妈现在是奥特曼，正在武汉打新冠病*这个小怪兽。回来后，有天他轻轻对我说：“妈妈，是不是死一个人要比死很多人要好？”我看到他正在用自己的方式理解这次逆行和奉献。这何尝又不是一种传承呢？
我是一名13年*龄的*员了，从没像此刻这般热血澎湃，我有幸曾受命于国之危难，接过*的嘱托，担当起守卫国家和人民的职责。有生之年，若国家有召，我相信，我和我的孩子们会再次勇往直前，去完成医护人员的天职和*员的神圣使命！
来源：委宣传处、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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