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6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胜利会师，此时红军面临一个重要抉择，到底是就地发展还是继续北上。针对这种分歧，周恩来同志分析了目前处境和战略方向，提出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也得到了全体赞成。
在此以后，周恩来的身体状况却出现问题。在长征途中，本就是条件恶劣，作为党内最高领导人之一，他与毛泽东同志身兼重任，把红军的未来扛在自己的肩上，他们总是日夜操劳，殚精竭虑。
面对敌人的追兵，他们果断出击，以求出奇制胜，于是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面对我军的处境，他们商量对策，坚决开辟全新路线，于是爬雪山过草地！
在这途中，周恩来已经积劳成疾，但是他还是硬挺着，翻过一座座雪山。周恩来在疾病面前向来都是无比坚韧，这体现在长征途中，也体现在后来他被癌症折磨的过程中。
周总理在晚年患癌进行治疗时，他从来没有像普通病人那样因为疼痛发出喊叫，他总是用强大的自制力去克制自己。唯有一次，他实在忍受不了癌症带来的剧痛，喃喃的向主治医生说道：“张大夫，我实在忍受不了疼了，想哼哼两声，可不可以？”
听完总理提出的“要求”，医生强忍着悲痛：“总理，你要是疼就喊…没关系…喊出来，可以缓解下疼痛，也就会好受些！”说完这些话，医务人员们都泪如雨下。
他们都非常了解总理此时所承受的痛苦，寻常止痛药现早就不起作用，若是换作别人，早就疼得撕心裂肺，但是我们的总理却只是询问能不能哼两声，即便如此，他还是担心影响别人，这如何不让医务人员难受。平日里神采奕奕的总理，此时却被癌症折磨得痛苦不堪，而医务人员却不能帮总理缓解一丝一毫的痛苦，也让他们心如刀绞。
即便是伟大的周总理提出这个看似小的不能再小的要求，他却直到离世，都是在平静安稳中度过，从来没有哼出声过，更是从来没有像其他癌症晚期病人那样，撕心裂肺的喊叫。
周总理一生都是如此，他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革命事业，一生都为国家和人民操劳，真正做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他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绝不向别人索取，更是从不愿意给别人带来不便和负担。
一
年7月下旬，硬挺着身子抵达川西毛儿盖的周恩来，与红军一起面临着更大的困难，因为缺少粮食，导致很多人生病。邓颖超后来回忆：
在松潘县的毛儿盖住了一些时候，什么都吃光了，遭受断粮的严重威胁。就在这个时期，我们还遇到没有油、盐和没有水喝的困难。没有油盐吃，双腿发软，浑身乏力，有的人行军掉队，有的人生病，甚至死亡！
可想而知，这种严峻的环境对已经患病的周恩来意味着什么！生与死，也就在一线之机。
8月6日，周恩来一病不起，紧接着发起高烧，体温直接达到40℃，伴随而来的是严重腹泻，大便中有脓血和黏液，进而全身发黄，昏迷不醒，神志不清。周恩来已经到了生死边缘了，可是此时医疗条件有限，他的病情还未能得到准确诊断，医生将其误诊为长征途中最容易出现的疟疾，实际上这已经耽误了周恩来的治疗。
周恩来病情的严重也让中央格外重视，于是中央派出为王稼祥治病的王斌与另外一位医生李治，专程给周恩来进行全面诊断。经过进一步的检查，发现周恩来肝部肿大，患的是肝炎，并已经变为阿米巴肝脓肿。
周恩来之所以会得肝炎，也是因为他的工作强度太大所造成的。他从来没有给自己安排休息的时间，往往筋疲力尽还撑着身体拼命工作，这也让他的身体严重透支。周恩来在长征中的忙碌场景，杨尚昆曾回忆说：
“长征中的恩来同志，也和在中央苏区一样，军委的主要责任都落在他身上。他每到驻地，就叫人架起电线，接收各军团的电报。同时，挂起地图，以便观察和抉择行军、作战的路线。然后他才坐到椅子上稍事休息。等情况来齐后，经过分析研究和请示毛主席，就起草作战命令、下达行军路线，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都发出后，他才睡觉。本来刘伯承同志是总参谋长，但眼睛不好，晚上工作不方便，所以恩来同志不要他起草作战命令，而由自己承担起来。”
周恩来一向对工作极其负责，事无巨细都尽可能多去承担，这是他一直以来所崇尚的革命精神。长时间的过度劳累，使得周恩来睡眠严重不足，身体非常疲乏，有时骑在马上他也会睡着，容易摔下马来。为防不测，他常常步行，以驱除睡意。虽然周恩来一直强撑着，可是他的身体却扛不住。
到达川西毛儿盖后，因为疲劳过度、营养不足，再加上自然环境恶劣，周恩来身体终于支持不住而病倒了。经过检查，周恩来的肝炎，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急需排脓。
在长征途中，缺衣少食，医药更是紧缺，医生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因为无法进行消毒，所以当时根本没条件做穿刺或开刀手术进行排脓，只能采取保守疗这种方式，也就是首先要给周恩来降温，体温降下来还好说，一旦体温降不下来那就危险重重，所以说此时周恩来的肝脓肿却显得尤为严重。
二
在别人建议下，可以用冰块进行降温，紧跟着周恩来的陈赓一听，认为可行，于是就亲自带着几个警卫员轮流去60里以外的高山上去背冰。
战士们不辞辛苦，都奋不顾身的主动去上山背冰，他们知道，只要把冰背下来，周恩来的病情就多了一丝希望，周恩来之所以得这场病，还是为战士们操劳过度，他一直都在无私付出，为革命为人民更为将来的新中国。这些，战士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他们都需要周恩来同志，革命事业更离不开周恩来同志。
冰块背回来后化成水，然后用冰水泡毛巾放在周恩来的肝部位做冷敷。天佑善人，正如所有人所期盼的那样，周恩来渐渐的从昏迷中醒了过来，这也让战士们欣慰不已。
醒来过来，周恩来不时地呻吟着，并说肚子痛。几位警卫员把周恩来扶起来去排脓，排出来的都是绿色腥臭的脓，随后体温也就下降到35℃。医生再做检查，确诊是肝脓疡穿孔经肠道排出脓来。为了使脓液尽量排净，医生给周恩来服了一些药，他的病情才逐渐好转。又过了一天，医生们两次检查，发现他的肝脏大小已接近正常了，周恩来这才脱离了生命危险。
在这期间，中央为了能更好照顾病情严重的周恩来，就把邓颖超接过来，此时的邓颖超已经患有肺结核，一向恩爱的夫妻二人在长征途中都遭遇严重的疾病，这也是他们为革命事业倾尽所有的体现。
在邓颖超过来的时候，周恩来还是昏迷不醒的状态，他睡在木板上，全然不知周围有谁。邓颖超就在地上铺上草，以草为床，整整三天，衣不解带！后来有人回忆：
“邓大姐一直守护在总理身边，我们谁劝她休息都不管用。有天晚上，她把周恩来脱下的灰毛背心拿过来，在油灯下抓虱子，整整掐死一百多只，血把她的两个指甲都染红了。”
周恩来慢慢苏醒过来以后，眼见邓颖超在身边，感到十分意外，只用微弱的声音问了一句：“小超，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此时的邓颖超，因为身体有病，又担心丈夫的安危，整个人憔悴不堪，眼窝都陷下去了，周恩来看着妻子，眼神中透着无限的怜惜。夫妻二人握着彼此的手，没有说太多的话，所有的爱和担心却都懂。
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妻二人的在长征时期共经患难，虽然二人仅仅相聚过三次，但是二人始终彼此牵挂，这可以说是二人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经历。革命时期，都是朝不保夕，周恩来与邓颖超二人从来都是彼此支持，他们聚少离多，但是他们内心始终都是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他们二人从选择在一起的那时起，就共同约定将一生奉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三观一致，理想相通，彼此扶持，携手并进，这是革命时期最动人的爱情。他们都为革命事业操劳一生，却没有留下一儿半女，这也总让后世人感到无比遗憾！
所以，在长征途中，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个病人都彼此勉励着，也共同完成了长征这个艰难的壮举。虽然二人都需要照料，但是二人坚信红军一定会实现革命的胜利。
在周恩来病情稍微稳定一些后，这对革命夫妻又分开了，到了过草地时，邓颖超骑马跟在周恩来的担架后面。草地上危险重重，有一天邓颖超竟连人带马掉进了沼泽地里，幸亏被后面的同志及时发现，才把她拉了上来，死里逃生。
当时又天降大雨，邓颖超浑身湿透，第二天就拉肚子，发高烧，一连七天七夜，她没吃过一粒米，每天全靠一点水维持着。
随后，邓颖超也虚弱得十分厉害，当时蔡畅大姐和几位同志来看她，她们看到邓颖超情况十分糟糕，人不人鬼不鬼。后来蔡畅说，她们当时看到小超的样子以为肯定没救了，都掉泪了。
好在就在那一天，邓颖超和红军终于走出被视为生命禁区的茫茫草地。邓颖超也是经历长征的三十名女战士之一，只是她很谦虚，一直强调自己“不算长征时的红军女战士”，因为“那时重病在身，属于休养连的休养员”。
对于长征这段传奇的经历，邓颖超也有过回忆：“长征期间，我正患着严重的肺病，沿途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同志们很多的照料和帮助。我也同样地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和顽强的意志与战士们、同志们相互鼓舞。有些人可能很难想象，一个患重病的人，竟然也能坚持到达了陕北。奇怪的是在一年长征的锻炼中，我的肺病竟不治而愈了。”
三
在邓颖超发烧之时，周恩来也在发着高烧。可是，医药紧缺，医生手中仅有一支退烧针，邓颖超要求注射给周恩来。随即周恩来的烧奇迹般地退了，邓颖超也凭坚强的毅力挺过来了。
可以说，长征途中的邓颖超就是凭借顽强意志战胜了病魔，她在革命生涯里，一直拥有着极为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在她生病时还浑然忘我地照顾和抢救其他同志。
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伴随着邓颖超的一生，几十年后的年夏，邓颖超做体检，当医生把邓颖超可能得了恶性肿瘤的事情告诉她时，她微笑着说：“好吧，既来之，则安之，就照医生们的意见办吧。你们也不要紧张、着急，实事求是嘛！如果是恶性瘤子那也是客观存在，不用害怕，我们就一起‘革命’，和它作斗争。”一席话说的大家如释重负，后来手术之后才发现只是囊肿，而非肿瘤！
周恩来的病情虽然有所好转，但是他的身体依然非常虚弱。不要说过草地，就是在平地上行走也相当困难。邓颖超也与之分开，落在了周恩来的后面。
得知周恩来的身体还不能行走，毛泽东非常着急，一再嘱咐彭德怀：“周副主席不能再骑马了，要组织力量抬着他顺利过草地，不能有半点闪失。”
彭德怀接到任务，立即组织担架队抬着周恩来过草地。人手不够，彭德怀就直接从运送迫击炮的战士中抽调过来，他深知周恩来远比迫击炮更要重要的多。于是，彭德怀直接放言：“把带不走的迫击炮埋掉，宁可损失一百门大炮，也要把周恩来抬出去。”
干部团团长陈赓自告奋勇当担架队队长，兵站部部长兼政委杨立三见人手不够，也主动加入担架队。周恩来深受感动，铭记一生。
就这样，红军队伍里面同志们抬着周恩来，向着荒无人烟的大草地进发。茫茫草地，一望无际，遍地是水草沼泽泥潭，根本没有路。人和马必须踏着草甸走，从一个草甸跨到另一个草甸前进。而且还得十分小心，脚底下要时时留意一个个泥潭，因为稍不注意踩进去就很难拔出来，正是如此，抬着担架在草地上行军更是极度困难。
草地天气变化无常，狂风与大雨齐飞，飞雪共冰雹一色。长途跋涉之中，红军战士条件恶劣，缺衣少食，冻饿交加是常态，正是如此他们的体质都非常虚弱。
从来不愿意给别人增添负担的周恩来，一直不忍心看到同志们双肩磨破、步履蹒跚地抬着自己前进，于是他多次挣扎着要爬下担架自己行走，可是他被战友们一次次按倒在担架上。即便是困难重重，大家依旧顶着风雨前进，一直抬了6天6夜，最终才把周恩来抬出了行走艰难的大草地。这种深厚的战友情谊是生死攸关时刻的互相扶持，更是在行动不便时提供的全力以赴的帮助，种种经历都让周恩来终生难忘。
年，杨立三病逝，身为新中国总理的周恩来亲自出席追悼会并在回忆起过草地时的情景时泣不成声，在场的同志无不为之动容。他不顾大家的劝阻，亲自为杨立三抬棺送葬。周恩来说：
“当初在红军长征过草场时，我因为生病无法行走，眼看就在命丧草地，是杨立三把我从草地上抬出来，让我从死里逃生。杨立三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如果我今天不给他抬棺材，心里一定会很不安。虽然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不信鬼神，但共产党人不是无情无义的人。而且我良心上也会过意不去，我要不亲自送杨立三一程，他在九泉之下也会不高兴，也会说我无情义。”
年，陈赓大将在上海病逝，周总理当时还在广州工作。听到这个噩耗后，他悲痛不已，随后他立即向中央打了报告，希望陈赓同志的追悼会能在他回去之后再开，他一定要参加。后来，周总理又亲笔题写了“陈赓同志之骨灰”三张纸条，让邓颖超送给陈赓夫人傅涯，让她挑选一张，用以雕刻在骨灰盒上，这也表达了周恩来与陈赓之间的深厚战友情。
四
周恩来一向是重情重义，他始终铭记着别人为他的付出，却又极力淡化自己为国为民的贡献。
长征途中，周恩来的这次肝炎差一点要了他的命，这也是周恩来人生中极为危险的一次经历，只是这次肝炎却并未真正痊愈，而是落下病根，在四十年后演变成致命的癌症，又来折磨他。
周恩来一向是乐观主义者，同样还是坚强的共产党人，在临终前他还对40年前救治过自己的王斌医生说：“您40年前对我的救治，使我多活了40年……”
周恩来在长征途中，经历坎坎坷坷，这一路走过来有同志的全力相助，也有妻子邓颖超的鼓励。正是邓颖超也给了周恩来更多的力量，二人一路相随不离不弃，也真正诠释了什么是革命伴侣！
周恩来一生对待感情和事业都是赤诚的，他全身心投入到伟大的革命事业之中，后来又为新中国的建设殚精竭虑，然而在他内心最柔软的地方，始终装着邓颖超。这是陪伴他一生不离不弃的爱人呀，在长征途中二人都九死一生，最终也是相互鼓励，苦苦坚持，最终才能够取得胜利。周恩来对这段经历也是记忆犹新，他也始终珍视这份最诚挚的感情。
正是对邓颖超的深深的爱，周恩来曾经直接表白：“我一生都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可是因为你，我希望有来生。”
在周恩来心中，今生的陪伴都不足以表达他对邓颖超的爱，同样今生他也感受不完邓颖超对他的爱。二人相濡以沫的爱情，注定是历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周总理离世12年后，中南海西花厅海棠盛开，邓颖超写下了《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文：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一生的牵手，半个世纪的厮守，相互依偎，相互支持，这种爱情才能称之为伟大！在周总理逝世后，邓奶奶依旧守着他最爱的海棠花，更守护着他们俩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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